就在沙龙去世的前一天，以色列再次宣布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共扩建1400套住宅。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警告说，以色列正在破坏美国为巴以达成和平协议所做的努力。事实上，为避免破坏和谈，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曾呼吁内塔尼亚胡总理不要进行下一步建设计划。
对于美国国务卿克里主导的此轮巴以和谈而言，这无疑是坏消息。克里刚刚结束其第十次中东之行回到美国，其推动巴以达成一个“旨在勾画永久和平协议内容的框架性协议”的愿望似已落空。
自上任以来，克里对巴以和谈问题投入了令人吃惊的时间和精力。在美方斡旋下，巴以和谈于去年7月重启。根据美国的设计，巴以需于今年4月前为最终实现在1967年中东战争前边界基础上和平共存的“两国方案”谈出一套简单易行的指导原则来。可惜，目前看来，巴以和谈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东，苦难深重之地。多少年来，提到中东，人们很难不联想到动荡与战乱。牵扯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关系的巴以问题一直处于漩涡的中心。在送别沙龙之际，人们忍不住会想起在争取巴以和平的道路上，是沙龙让世界再次看到希望。
战功赫赫的沙龙曾是公认的鹰派，曾参与创建保守政党利库德集团，曾被称为“定居点之父”。但是，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沙龙后来做出了历史性的艰难抉择：他将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从加沙地带撤出，退出利库德集团，组建前进党，改写了以色列的政治版图。
正如许多国际传媒和评论家所预料的那样，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的去世，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引发了两种泾渭分明的反应。
沙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是英雄还是屠夫？推土机还是和平鸽？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答案。即便在以色列国内，他也是最强大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钦佩和唾骂一同喷射。“那些不希望他成为军事统帅的人，让他当上了国防部长；那些不愿意让他当国防部长的人，却让他成为总理。”
在以色列人眼里，他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创造了一个个经典战例，是扭转战局的“战神”。他的政治生涯也和受贿、选举舞弊等丑闻纠缠不清。
在阿拉伯人眼中，他是中东战争的敌酋，是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的罪人，是一个“屠夫”。
在以色列，沙龙曾在2001年总理选举中一举夺得空前绝后的62.4%选票，更被称作是具有“让追随者暂时放弃独立思考，去附和他有时极具鲁莽色彩冒险”的特殊个人魅力，犹太民众中支持、痛悼之声压倒一切，甚至因其改变政治立场而大骂其“叛徒”的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不例外。在欧美等以色列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奥巴马、克里、卡梅伦、奥朗德、默克尔、普京、潘基文、范龙佩、贝卢斯科尼……这些政要彼此间政治色彩不同，和沙龙、和以色列亲疏各异，却都不同程度赞扬了沙龙生前的功绩，对其“非凡的政治勇气和决心”表示钦佩。
而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那些平素明争暗斗，甚至兵戎相见的冤家对头，如今却一起为“恶魔之死”弹冠相庆，在加沙街头，有人在分发糖果“分享胜利的快乐”，而在贝鲁特，一些当年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受害者及其家属则放起了庆贺的鞭炮。
从以色列建国第一天作为一名步兵连长从戎，参加第一次中东战争，到1982年作为文职的国防部长策划入侵黎巴嫩，再到1996年出任住房部长，一手推动犹太定居者对巴被占领土的“武装殖民”，沙龙一生大部分生涯，都在和巴勒斯坦人及其阿拉伯盟友刀兵相见，说“双手沾满阿拉伯人鲜血”毫不过分。早在1953年，他就策划了对约旦河西岸基比亚村的报复性屠杀，导致60名平民死亡；1982年一手策划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屠杀，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恩•麦克布莱德领衔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确定为“直接责任人”，更让他遭到一些国家的通缉。从这个角度讲，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仇视他，对他的死感到高兴，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恰恰是这个“屠夫沙龙”，实质性推动了巴勒斯坦自治权的进一步落实；也恰恰是这个“推土机沙龙”，让长期陷入死局的以色列从加沙和南黎巴嫩以色列撤军，和被占领土定居点拆除成为现实。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正因为出身行伍，戎马一生，沙龙才能在战争中领悟到，因为以色列和犹太人是“阿拉伯世界汪洋中的一叶孤舟”，在这样恶劣的地缘政治形势中，片面用战争、武力和增加定居点追求安全纵深，是行不通的；领悟到在阿拉伯人比以色列人出生率高很多的背景下，以色列不可能永远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维持占领状态，继续维持代价高昂的占领，是不符合以色列利益的；领悟到以色列即便百战百胜也绝不会迎来安全感，因为以色列“输不起”，百战百胜不过勉强维持生存，一旦战败，人口只是阿拉伯人零头、几乎全无战略纵深的以色列，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正因如此，早年被沙龙一路从贝鲁特驱逐到突尼斯城、晚年被沙龙困死在拉马拉自己办公桌边的阿拉法特才清醒地指出，尽管沙龙是死敌，但“和他打交道最容易”，因为这个对手说话算数，是可以信任的敌人。事实上，在巴以曲折的和谈史上，“和平鸽”式的以色列政治家(如佩雷斯)往往无所作为，真正能起实质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那些昔日的“屠夫”们，如拉宾，就曾是带头屠杀巴勒斯坦人，并在1965年“六天战争”占领耶路撒冷老城后成为第一个进入老城，并登上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顶发表演说的犹太人。只有饱尝战争之痛，才能更深刻地领悟和平之可贵，且在全民皆兵、人人自危的以色列，除了“战神”们，又有谁具备登高一呼、让珍视家园和土地的犹太人向敌人让步的号召力？
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不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方面，都很难再听到如阿拉法特那样“和值得信任的敌人谈判”的务实、清醒的声音，“不和刽子手对话”成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这对千年冤家间压倒一切的主流声音。在“不握沾血之手”逻辑驱使下，以色列人拒绝和哈马斯、和真主党对话，巴勒斯坦人也拒绝和利库德集团和内塔尼亚胡对话。问题是，巴方也好，以方也罢，在可预见的将来，真正掌握话语权和实际权力的，都是不同程度的“沾血之手”，拒绝和这样的手对握，实际上也就远离了和解的可能。
沙龙之后，或许再无沙龙
沙龙是一位盖棺但无定论的传奇人物。从军到从政，战争到和平，战士到总理，英雄到屠夫，其生命体验色彩斑斓。尤其是最后8年的昏迷岁月，叱咤风云的人居然甘愿躺在病床上忍受煎熬，是对安宁的叛逆，还是对生命的珍爱，无人知道，也令人唏嘘。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在以色列政坛是大块头，就像他的身体一样。他身后留下了一堵高墙，横亘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约旦河西岸，所有去以色列访问的人都看到过。而这堵高墙，国际社会都反对，有人说是新的柏林墙，有人说是以色列为了圈地，不管怎么说，要推翻它却不容易。他晚年的和平诚意，因此广受质疑。
事实上，在实现和平方面，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能比沙龙坚决果断。
沙龙之后，以色列的政治面目模糊，政客处事暧昧:打不清不楚的仗，谈不疼不痒的判。
今天的巴以和平进程，好谈不上，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希望与失望反复交织的和谈，打碎了一代人的信念和理想，消磨着双方人民对和平的期许。
巴以问题难解，就在于有太多看似无可让步的“原则”。耶路撒冷？不可能分割；定居点？不可能停建；巴勒斯坦难民？不可能回归。
没让步的空间，自然没谈判的余地。要冲破黏滞的现状，只有靠非常之人、非常之举。
沙龙恰似一剂“猛药”，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为了和平不讲原则。任何宗教、法律、军令、承诺，甚至自己一小时前说的话，对于沙龙都不是束缚，都可以因时、因势而变。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实现以色列利益最大化。
沙龙晚年的180度转弯让世界惊异。2005年9月，沙龙政府派出军警，强行执行加沙单边撤离计划。自1967年六日战争后开始经营的定居点，被自己人一朝连根拔起。
撤离加沙，在以色列掀起滔天巨浪，把整个社会撕成两半。任何一位以色列领导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做出如此决定，执行如此决定，都是政治自杀。
沙龙不仅“敢”，而且“能”。借这一“创举”，以色列卸去了沉重的现实和道义包袱，巴勒斯坦得到一块自治土地。历史很讽刺，沙龙这个“屠夫”给了巴以和平一线实实在在的希望。
可惜的是，仅仅4个月后，沙龙中风昏迷，他未完成的和平计划成了永远的谜，加沙局势的后续发展也脱离了预想的轨道。一度看似可及的和平，仿佛和沙龙一起睡去了。
在以色列有种说法，只有右翼领导人才能与巴勒斯坦人签订和平协议。其内在逻辑是:右翼政客享有右翼选民的支持，他们提出的和平计划也会得到思想开放的中间和左翼人民的赞同。反之，左翼领袖是得不到右翼群体支持的。
作为“右翼中的右翼”，沙龙说要和平，谁能说不呢？因此，沙龙曾被外界看做是唯一一位有可能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的以色列领导人。但现在他已走向另一个世界，而新的勇者还未显形，巴以永久和平的希望渺茫。
巴以和平，需要一个沙龙这样的人。沙龙之后，或许再无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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