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皇家勋衔官佐级、中国城之父刘达文
本期人物 大英帝国 皇家勋衔官佐级 澳洲国家荣誉勋衔 布里斯本荣誉大使布里斯本 中国城之父 刘达文
经常在很多的华人社区活动中见到刘达文先生，印象很深刻，因为每每都会感叹一位老者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风云变幻、时过境迁时，依旧坚持心中那份信念的坚韧！
第一次安排在早晨的采访，也是为了配合高龄90岁的刘达文先生的生活习惯。果冻抱着一种膜拜的心情，和摄影师随澳华传媒集团的董事长Tina一起来到中国城的章记饼店，刘先生和他的儿子Frank在一起喝咖啡。由于刘先生的太太是澳洲人，他的孩子们只跟母亲学习了英文，而父亲却因为当时工作的繁忙没有时间教他们中文。所以我们的交流只能用英文，因为刘先生本人虽然记忆力依旧很好，特别是对越久远的事情，记忆更加清楚，但不能说太多的话，也不能表达特别清楚，所以采访的过程是在刘先生的“监督”下，Frank来发言，刘先生则是一直在旁边点头，或者是简单地补充。Frank说，记忆当中，父亲从来都是穿西装打领带，整整齐齐，无论是那时候叱咤风云，还是现在颐养天年，从未脱下一身正装，这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对自身的定位！一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遵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的人！
采访的过程我们更多的是在说一些小细节，就像和朋友在喝早茶聊天。刘达文先生席间还起身和外国朋友打招呼、聊天。Frank说，父亲喜欢独居，喜欢自己照顾自己，喜欢独立的感觉，所以至今他也是自己一个住，当然会有照顾起居的阿姨来帮忙，但多数的时间，老人还是要求有自己的空间。而且15年来，刘先生每天都会来到章记饼店，吃早餐，喝咖啡。我始终觉得，有非常 规范的生活习惯的人，十年如一日，一定是非常严谨、执着的人。 Frank也不能完整地描述当时父亲的经历，但是他非常热心地提供了很多相关的报道和文字，所以这篇专访有很多内容也是来自
于果冻对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引用。
以往离乡别井的华人，大部份都是因为在家乡难以维生而被迫另寻活路，当然并不富有。到了国外以后，往往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如采矿、伐木、洗衣、家俱制作和餐饮业等等，当然生活也是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汇回老家接济家人，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大部份华人在站稳脚后，或回乡娶妻生子，或在当地结婚生子，将希望全放在第二代身上。刘达文先生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达文先生的父亲是一位草药郎中，因此刘达文先生自己也是坚持30年喝中药调理身体，当然这是后话。刘达文先生的父亲早年已在澳洲行医，稍后返回香港娶妻。鉴于当年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其妻并不能因此移民，刘母只能留在香港，夫妻两人天各一方，而刘达文与其弟皆在香港出生。
1922年生于香港岛荷里活道的刘达文，小学时就读于一所意大利人开办的学校，毕业后升读港侨中学至高中二年级。1937年，作为家中长子的刘达文年届十五岁，便乘船远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市跟随父亲，并于该市就读于东墨尔本基督兄弟会书院（East Melbourne Christian Brothers College）。在香港主要受华文教育的刘达文，初抵澳大利亚时，语言上颇有困难，但随着与当地人的交往，沟通上的阻障很快便被克服。
1939年，在墨尔本过了二年学校生活后，刘达文返乡探母，曾打算就此回港与母亲及比自已小七岁的弟弟一同生活。但当时日军侵华战火正浓，刘母见形势不妙，就让他马上返回澳大利亚。四处张罗，终于得到了一张赴澳的船票，在日本正式向驻港英军宣战前赶搭了最后一班船返澳，避过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岁月。
刘达文年青时代相当好动，尤其乒乓球方面更为所长，打球之余，邂逅一位爱尔兰裔少女伊丽莎白（比蒂）(Elizabeth 「Betty」)，从此共沐爱河。1939年，刘达文与比蒂恋爱成熟，两人排除了种族成见，携手成婚，刘达文遂抱得美人归。新婚燕尔，没多久刘夫人比蒂也身怀有孕，小两口乐不可支。1940年，长女美玲出生。1942年，位处南半球的澳洲，虽然本土未正式受到太平洋战争的战火波及，但作为盟军的一份子，国内所有适龄男丁皆守土有责，若非参军受训，亦要受当时澳洲政府的“人力部”(Manpower Department) 分配工作。刘达文当时被人力部分派，只身来到布里斯本市，协助大后方负责修船、木工等等后勤工作。
刘达文由于通晓中英语言，就被人力部安排与两千名华裔海员共事，协助成立“澳大利亚中国海员工会”(Chinese Seamen Union of Australia)，并当选为秘书。自此刘达文正式开始了与澳大利亚的工会和政界的密切关系。与此同时，刘达文积极参与红十字会的义务工作，并协助贸易及劳工委员会（Trades and labor Council）筹募“难民救济基金”（Refugee Relief Funds ）。
1943年，因为刘达文“澳大利亚中国海员工会秘书”的职位，得以申请与家眷同住，刘夫人比蒂手抱长女美玲由墨尔本前来布里斯本与其夫会合，也正式开始了刘家在布里斯本五十多年的事业。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刘达文卸任“澳大利亚中国海员工会秘书”的职位，并决定留在布里斯本发展。
1946年，家无恒产的刘达文，凭着天赋的营商头脑及在战时与其他工会要员建立的关系，开始向蔬菜批发市场订购新鲜蔬菜水果，租用货车向医院、酒店及轮船等供应蔬果。
1954年，昆士兰历史最老的华人团体“昆省华人会”(Chinese Club of Queensland)的第一个会所在柯根科和(Auchenflower)区成立，刘达文担任该会秘书。
1956年，刘达文在亚仕高区（Ashgrove）区购地开设农庄，协助年老华人退休后仍能赚钱过活。
1966年，布里斯本最具历史的中国式庙宇“三圣宫”因前任负责人相继去世，业权出现真空而导致昆士兰政府要没收该地段。刘达文与多位当时的侨领与政府几番周旋，最后获政府同意将该地段拨归新成立的“三圣宫管理委员会”管辖，挽救了华人先民在异地创建的庙宇。
1959年，位于布里斯本市中心旁春山区(Spring Hill) 的世纪游泳池(Centenary Pool) 落成，刘达文投得该泳池的餐厅及小食亭牌照，开始经营餐饮业。据刘先生回忆，当年布里斯本的公众游乐设施并不充裕，世纪游泳池的启用，吸引了大批市民使用，他的餐厅及小食亭亦颇生意兴隆。1973年，刘达文在当时布里斯本最触目的卫星城市灿西区(Chermside)进行物业发展，先后负责一所商场的管理工作、报章杂志批发、及开办旅游团前往当时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参观。
1980年，昆士兰州州长彼德逊爵士(Sir Joh Peterson)为表扬刘达文先生对维护中国文化、服务华裔社区的贡献，向英女皇推荐，授予刘达文OBE勋衔，使他成为荣获该勋衔的首位澳大利亚华裔人士。
1970年起，刘达文多次向当时的市政府建议在布里斯本兴建中国城，以吸引游客。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2月的农历年初一，布里斯本中国城在市长夏洁珍女士（Lord Mayor Sallyanne Atkinson）主持下正式揭幕。布里斯本唐人街得以获市政府同意拨款兴建，刘达文先生可谓功不可没，更因此而赢得“布里斯本唐人街之父”美名。
1987年，布里斯本市长夏洁珍女士为表扬刘达文先生对布里斯本市的贡献，特别委任其为该市荣誉大使。
此外，刘达文还先后多次往港，邀请香港有名望之庙宇来澳洲弘法。经多方折冲谈判，最终与道教青松观（Taoist Ching Chung Temple）达成协议，由昆省华人会于布里斯本的狄根区(Deagon) 向州政府购置地皮，而青松观则斥资于澳洲兴建南半球最大的中国式道观。与此同时，昆省华人会亦于狄根区兴建会址，于1989年落成启用。
香港皇家赛马会(Hong Kong Royal Jockey Club)于1991年计划将其电脑部门迁移往澳洲，初步决定选址于南澳。刘达文得悉此事，火速前往香港，拜会香港赛马会要员，经多番游说，最终争取到香港赛马会改变初衷，将该电脑部门移到昆士兰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奔达大学(Bond University)旁兴建，为昆士兰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
1996年，为对华人社区提供更直接的服务，刘达文倡议将狄根区昆省华人会旧址迁往布里斯本唐人街，同时亦获赛马事务局（TAB）同意，于唐人街新会所开设场外电脑投注站，又获州政府批准于会所内设立角子游戏机，藉着此类公众服务的收入，令日后华人会经费有稳定的保障。 1986年起，刘达文继承父业，在布里斯本唐人街所在地的华利区（Fortitude Valley）以中草药方法行医。
刘达文先生与其妻比蒂女士结婚多年，共育有子女六名：长女美玲(May Ling)、长子道生(Peter)、次子道行(Frank)、次女美华(Maria)、美碧(Elizabeth)及美霞(Melissa)，各均已业有所成。 虽然刘达文先生曾担任“澳大利亚中国海员工会”秘书共三年之久，可惜的是，他个人不大能乘船，常有晕浪症状，致令他无法出席其长孙女与澳洲奥林匹克泳将、世界纪录保持者白克仁(Kiran Perkins)的船上婚礼，对此刘先生常常引以为憾！
采访当中，Frank一直提到的一句话就是，父亲身上有一种中国人只要做就想做到最好的基因，这种基因流淌在血液当中，也流淌到家族所有子孙的身上。刘达文先生神奇的一生，通过这一版的文字说明，实在显得无力和苍白。但我们至少知道，“中国城之父”是我们的骄傲，祝刘爷爷健康快乐、继续享受自己独特的人生！
编辑：果冻 摄影：小贝